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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钟为谁而鸣 网络暴力大专题

发布时间:2021-10-24

  2020-23年中国强力磁铁产业研究报告注意注意!这是一份严肃认真的学术干货。诸位看官,如果您对类似话题有眩晕、抽搐体质,请出门右转。不过新媒体推送的版本,笔者已经尽努力把内容诠释得轻松、直观,阅读后相信您能提高媒介素养,并会对“网络暴力”现象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_)~

  21世纪注定是属于信息技术的时代,近20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走过了萌芽期并以迅猛的速度成熟壮大,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并且正在重塑媒介生态和传播的新格局。当这一切润物无声地嵌入我们的生活时,科技伦理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网络暴力现象便是其中之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收录数据显示,网络暴力问题在全球各国都有蔓延生长的趋势,但是在民间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就我国的情况,根据CNNIC公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新网民中手机设备的比率达到71.5%,其中低龄化学生群体占到相当的比例。诸多数据已表明我国是一个互联网大国,但不断爆发的网络暴力事件(仅以2015年为例就有“优衣库事件”、“成都女司机事件”、“范玮琪阅兵日晒娃事件”等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的话题)仍然警示和告诫我们,治理网络和舆论空间,成为网络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福柯曾说过,“重要的不是不是产生于这时代的话语,而是产生了这一话语的时代。”尤其人文社科类的研究,关注宏观背景下的现实语境是必不可少的。网络暴力现象的分析,也离不开对“新媒体”环境的解读。

  目前无论学界、业界,对新媒体的确切定义尚未达成共识,我选取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的提法,即“所谓新媒体,或者称数字媒体、网络媒体,是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基础之上,发挥传播功能的媒介总和。除了传统媒体的功能外,它还具有交互、即时、延展和融合的新特征”,其中最本质的两个属性是数字化与互动性。

  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颠覆,展现在多个领域的多个方面,此处不作赘述。与网络暴力形成最密切的,是新媒体对舆论调控机制的冲击。新媒体的互动性、开放性、匿名性以及传播内容、量级的不可预知性,都给传统的“把关”机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移动互联网时代下,这种特征更加明显,通过“两微一端”的平台某些地方性、局部性事件在网络用户的转发、评论下会迅速演变成全局性事件,速度之迅速经常绕开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类似网络暴力的负面性事件,因为事先难以发现症候,事后找不到责任主体,会酿成比以往更大的危害。

  除了技术本身带来的冲击,网络受众特征的变化也不容忽视。如果说互联网在发展初期还是精英的专利,那么近些年清晰可见的是,网民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大众化趋势了。当新媒体嵌入生活后,民众的心理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较突出的是以下三点:更强烈的参与心理、更积极的个性化表达欲望,以及匿名环境下本性显现。

  网络暴力现象的蔓延与新媒体的大环境是无法脱离的。纵观目前学界对网络暴力的研究,尚没有一部专著出版,也鲜有专题类的博士论文,这与目前复杂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现实是不对称的。另外,对“网络暴力”内涵的界定也尚未达成共识。本文选取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戚鸣的观点,作为探讨主题的提出:“网络暴力是为一种通过网络行为沉重打击人们精神心理的软暴力,它主要体现在通过网络语言,对一种事件、现象或对某个人、某个部门进行攻击,或者发布信息制造轰动效应,达到诋毁目的,从而引起无数人们的追随与围观,引发庞大规模众人参与的网络事件。”

  事物存在并有其原因,科学来讲,我们都会从外因和内因两个层面去分析。这个问题同样如此。

  网络暴力现象,所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的信任危机。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一方面思想环境的开放确实让人们收获了更多自由,但是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文化的涌入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的驱动,让国民道德水平呈现滑坡,无论是商家的“地沟油、黑心棉、毒奶粉”,还是百姓间的“碰瓷案”、“李刚案”,都显示出复杂的舆论环境。社会矛盾的积累会引发信任危机,一旦触发广大民众痛点的事件发生,就会像导火索一般引发现象级传播,网民的狂热参与往往使事情走向偏激的一端,暴力行为便接踵而至了。

  而网民行为的失控,又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失职脱不开干系。网络时代亦是“大众麦克风的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了意见表达的主体。面对突发和敏感性事件,政府官员及官方媒体的缺席、失语、妄语,完全不能缓解矛盾,反而会起到反作用。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形象地提出了社会学研究中的“排气阀”,即当社会存在矛盾和冲突,主体会产生不满情绪的情况下,如果这些不良情绪长期得不到释放,就会淤积进而产生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设置一类经常化的、制度化的排泄通道。如果主流媒体继续保持傲慢的态度,忽视网民的怨气,甚至删帖、封堵IP或者跨省抓捕,不仅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网络暴力,而且极易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恶性循环之中。

  第三个外部成因是商业利益的驱动。网络市场经济环境下,流量取代纸质版面成为了广告主竞相追逐的东西,直观反映在点击率上。美国学者迈克尔·戈德海伯提出了“注意力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极大丰富甚至泛滥的社会,互联网的出现加快了这一进程,因此信息是过剩的,而稀缺的是人们的注意力。一个信息吸引的注意力越大,它就越有商业价值。由此出发,媒体、网站对眼球率的追求某种程度上恰成为了网络暴力的推手。煽动性的标题、具有冲击力的配图、情绪化的表述,加上网络议程设置中一些存在利益链的大V助推,为这种病毒式传播添了一把火。

  从内因层面来看,网络暴力从实质上可解释为网民在虚拟世界中的非理性表达,属于一种网络亚文化的形态。其中技术带来的衍生问题,是第一个重要成因。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可以匿名的虚拟世界。在这里每个个体都以符号的形式出现,现实社会中的高低贵贱被暂时抹去,而匿名环境给了网民们极大的自由,这导致他们开始追求在原来世界里无法满足的一些需求。由此出现“去抑制行为”的概念,指的是与现实生活的对应行为相比更少受抑制的行为,其中的典型便是人们的纷争表现为谩骂与攻击,即使是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循规蹈矩的老实人,在屏幕的背后也会将淤积的郁闷通过语言暴力的形式发泄出来。

  第二个内因是大众心理的群体极化。1961年詹姆斯·斯托纳通过实验发现,群体决策比个体决策更容易走极端,由此提出了“群体极化”的概念。美国学者凯斯·桑坦斯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写道:“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民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这种特点更加明显,极端性的言论往往更能撩拨起大众的神经,尤其是以“道德审判”的姿态凌驾,网民间的交流不会弱化这种负面倾向,相反地会在相互影响中感染、强化,最后情绪化的声音淹没了理性的思考,大众沉醉在声调一致的狂欢中,形成了广场效应。

  第三个内因是现实世界文化的失范。网络是链接虚拟与现实的桥梁,因而网络暴力的出现其实质是对当代文化的一种映射。21世纪以来,随着宏大叙事走向解体,后现代思潮解构曾经的一切却又不着手建构,世界其实存在着精神危机与信仰真空。这种变化投射到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城市化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冲击又让物欲的消费主义观念汹涌袭来。当我们分析某些网络暴力事件,如“孩子作文举报父亲”、“范玮琪阅兵日晒娃”等,其背后某种程度上是网民以“道德审判”的先验姿态在捍卫古老的,甚至落后的陋习,反映出的恰恰是在流动变迁的世界中因核心价值观丧失而带来的迷茫与焦虑。

  2015年7月14日深夜,一则试衣间不雅视频在新浪微博里火速流传开来,并迅速刷爆微信朋友圈。短短1分多钟的视频表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试衣间的性爱活动,因事发地显示为优衣库的北京三里屯店故被称为“优衣库事件”。视频在两个小时内便突破了亿级的点击量,次日百度指数达到1600万,形成了病毒式的传播现象,也在网民群体中引起热议。有人解读这是商家的炒作行为,有人开始通过人肉搜索以扒出男女主角的信息。15日北京警方介入调查,优衣库官方否认“营销”一说,各微信大号开始推送相关文章。随着事件主角微博的曝光及现实身份被扒,事件进入了高潮,首先潮水般的谩骂声涌现男女主人公,大多为指责其“下贱、无耻”,其次北京市民及外地游客开始疯狂涌向三里屯优衣库自拍留念,微博大V、段子手、以及zara、蜻蜓FM等商家也以跟风营销的姿态入局。19日,男女主角5人被警方带走,上传者受刑事拘留,各大媒体推出评论,但是余波没有过去,类似事件被扎堆推到大众眼前,如“台版优衣库”,由此舆论长尾最终形成。

  纵观“优衣库事件”,这无疑是由好事者暴露他人隐私,由大众转发助推的一起现象级网络暴力案。且不谈男女主人公行事有失公允,网络传播才是将事件推向高潮的主因,在这背后是亿万网民猎奇、消费、享受的眼睛。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尽管与赤裸性事有关的内容被不断地清洗、删除和司法处置,但人们传播它们的动力仍然不减。很大程度上,它来自社会群体整体的性压抑和代偿性增强的性冲动。事件后期曝出了两条假新闻,一说女主跳楼自杀,二说女主开始走穴赚钱,更为事件增加了一抹猎奇性。网络暴力由此衍生出消费主义的狂欢化倾向。

  2015年9月23日,北京某高校女生张静静在百度李毅吧曝出自己与某位叫“叶良辰”男生的聊天记录。李汶济因与张静静在寝室值日上有些矛盾,便告诉了男友叶良辰。两人的对话中,叶良辰随时曝出诸如“我会让你明白,我从不说空话”、“我可以有一百种方式让你呆不下去”、“良辰望你三思而后行”等雷人话语,与网络小说中的霸道总裁极为相似。24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截图,两天后王思聪转发微博并评论“我赵日天并不服”掀起了全民模仿叶良辰的狂潮,随后男主的个人信息也在人肉搜索下一点点见底,“叶良辰表情包”迅速蹿红网络,“网红四少”登上微博热搜榜。

  当男主角“西北大学旁酸菜鱼米线店打工掌勺”的真实身份被曝光后,曾一度在微博上表示因连续受到陌生网友的挑衅而不堪重负。如果说优衣库中对男女主角的指责还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对公共道德的捍卫和的话,叶良辰事件中网民的人肉搜索就纯粹是一种好奇、无聊而导致的群体性狂欢了。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情绪,往往在虚拟空间中宣泄,网络匿名的特质成为了人们“去抑制化”最好的屏障。当汹涌的表情包和模仿调侃取代了“道德审判”式的谩骂,严肃与理性也同时被消解了。颇为戏谑的是,叶良辰意外走红后还签约了经纪公司,推出单曲《做你的保护神》,并开始参加综艺节目录制、网络电影拍摄。主人公接受了这些戏谑,并以迎合的姿态加入到这场狂欢之中,这或许是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为了对当下网络暴力现象在用户中的影响有一个实际的认识,学研借助问卷星系统和线上发放问卷的形式对关注我们订阅号的用户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调查。本次共发放问卷402份,有效问卷398份,用户来自全国18个身份,年龄主要集中在15-25岁。

  数据显示,九成以上的用户会在贴吧、微博、QQ空间等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超过六成的人会偶尔或经常匿名发言,30%以上受到过网络非理性攻击。对于网络暴力猖獗的原因,网民平均素养的低下和从众属性、当下社会道德失范,以及媒介的匿名和逐利属性等原因得到较高的支持。综合用户反馈意见、相关论文论述,以及发达国家对网络暴力问题的治理对策,本文提出了五大建议。

  第一,加强网络媒介的针对性立法工作。法律因其具备权威性和强大的现实效力,一直被作为控制舆论暴力的有效途径。但是我国法律在该领域存在较大的空白,首先体现在没有专门性的出台,其次对各责任主体职责规定不明确,而且没有及时对新问题跟进修订,然后就是缺少普法宣传。所以目前各界也正在呼吁《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以保护公民隐私同时对舆论暴力的推手予以惩戒。

  第二,落实网络注册实名制。2002年,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就提出“网络实名制”,这是对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是把虚拟空间里的言论行为纳入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2015年3月,国家网信办出台《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规定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被公认为是实名制全面普及开始的一个信号,相信这能有效遏制谣言散播、网络侵害、诈骗等行为,建立互联网上的社会主义信用体系。

  第三,创新和改进网络暴力技术治理手段。根据《环球日报》,80%以上的国家都正在加强对暴力舆论的控制。我国目前应该致力实行的,一是建立即时立体的网络监控体系,商业网站与舆情监测机构保持同步,根据舆论传播规律将暴力种子扼杀在摇篮之中,二是效仿欧美日韩建立科学完备的网络内容分级制度,尽量减少暴力舆论对普通尤其是年幼用户的伤害。

  第四,政府及主流媒体加强监管和合理的舆论引导。现今主流媒体缺乏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道德迷失现状的认识,缺乏对网民的同情和理解,导致了后者强烈的逆反心理和两个舆论场理性沟通的断裂。而某些意见领袖推波助澜,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商业目的牟取暴利,错误引导了舆论。陈力丹教授在《舆论学——舆论引导研究》中提出,流言的传播规模与人们的好奇、不安、事件的不确定性,个体的卷入程度以及批判能力有关,进而得出R=(C好奇*A不安*U不确定*I相关程度)/C批判能力的表达式。据此,政府及主流媒体一是应该加强舆论的议程设置,借助移动端平台主导话语,二是应建立“舆论发言人”制度,第一时间辟谣并对作出表态,将事件中人们的不安、不确定性降下来。

  第五,提高用户的网络素养,建设核心价值观维系时代精神。如果说完善立法和实名制举措是一种被动的防范,那么对网民媒介素质的培养应该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对策。一方面民众作为受者,应被要求正确理解媒介信息,提高对虚假信息、负面的免疫能力;另一方面,网民作为传者,要充分认识到信息发布后的社会影响,强化公民职业精神。而这两面的改善都需要学校的教育、政府的政策鼓励、媒体的积极宣传。

  2014年习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后的重要讲话中便指出:“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说到底,文化武器才是对网络暴力更本质的遏制与消解。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宣扬讲仁爱、轻私利、崇礼制、守诚信、明事理,这其实恰恰是当前最或缺的,也是最有助于重塑网络虚拟社会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慢慢实现文化意义上暴民救赎的东西。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3]戚鸣.网络暴力与道德“普世主义”[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5).

  [4] 聂亮.网络舆论暴力的形成因素与对策[J].新闻爱好者, 2012(3).

  [5] 刘社瑞,黄诗原.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网络暴力新论[J].新闻战线] 邓榕.多元文化视域下网络暴力的本质、成因与文化对策[J].求索, 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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